我要投搞

标签云

收藏小站

爱尚经典语录、名言、句子、散文、日志、唯美图片

当前位置:小鱼儿论坛 > 阿木古郎 >

恩赫阿木古朗汗的资料快我急用。

归档日期:06-28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阿木古郎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,搜索相关资料。也可直接点“搜索资料”搜索整个问题。

  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·玄烨(穆麟德:Hiowan Yei,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 ,1654年5月4日—1722年12月20日),即康熙帝,清朝第四位皇帝、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。年号康熙:康,安宁;熙,兴盛--取万民康宁、天下熙盛的意思。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(Enkh Amgahan)或阿木古朗汗(蒙语“平和宁静”之意,为汉语“康熙”的意译)。他8岁登基,14岁亲政。在位61年,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,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,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。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。

  康熙亲政不久后,便宣布停止圈地,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。他还着手整顿吏治,恢复了京察、大计等考核制度。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,康熙还亲自出京巡视,了解民情吏治。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,此外还有三次东巡、一次西巡,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,此举极大的促进了康熙对民情的了解,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,督察河工,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。[11]

  康熙晚年倦勤,导致官吏贪污,吏治败坏。康熙四十九年(1710年),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,牵连的官吏多达一百一十二人。康熙说“朕反复思之,终夜不寐,若将伊等审问,获罪之人甚多矣”[12] 。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,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。

  康熙十二年(1673年),因为康熙帝决定撤藩,导致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抗清朝政府,其他二藩相继响应,三藩之乱最终在康熙二十一年(1681年)被完全扑灭,国家也因此遭受了较大的损失,不过维护了清朝政府的统治。康熙采纳了安溪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,授明郑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,在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出兵攻克台湾。在西藏问题上,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尊敬并册封政策外,还派兵于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(1718年至1720年)间入藏,击败了占据西藏北部的准噶尔汗国军队。此后,清朝分兵驻藏,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班禅分理前后藏事务。[4]

  康熙认为“家给人足,而后世济”,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,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,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。

  其一,是废止“圈田令”,即废止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,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;康熙在诏书上说:“自后圈占民间房地,永行停止,其今年所已圈者,悉令给还民间。”

  其二,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。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,以后改为六年;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。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,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。

  其三,实行更名地政策。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,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,照常耕种。对于已交过“易价银两”的,可以从来年的常税中冲洗。

  其四,蠲免钱粮。康熙提出“藏富于民”的思想,在陕、云、贵、川、粤等省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钱粮丁银、通赋,其中重大蠲免计32次。并从康熙五十一年(1711年)开始,在全国范围内普免天下钱粮。下令“凡遇蠲免之年,免业主七分佃,户三分。”使佃农也能得到好处。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,清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,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.5亿两。[13]

  其五,地丁合一。康熙对按丁征收丁税的方法进行改革。改革的经过分为两步:第一步是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清廷决定,以康熙五十年(1711年)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,以后新增人丁,不收丁税。这就叫做“盛世滋生人丁,永不加赋”。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;第二步是实行地丁合一。这种办法先在康熙末年开始行之于广东、四川等省,到雍正元年(1723年)以后,又相继在各省普遍推行起来。[14]

  其六,修治黄河,淮河和永定河。清朝初年,黄河多次泛滥成灾,在河南、安徽一带经常决口,后来竟改道与淮河合流,从今天的苏北地区入海,既影响了漕运,又使许多良田成了沙洲,严重的威胁着国库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。对此,康熙帝表示十分关切。他曾把“三藩、河务、漕运”作为其时三件大事,并亲自书写成条幅,悬挂于宫中大柱上。他选派靳辅为河道总督,又对治河专家陈湟,委以重任。经过十年(1677年—1687年)的辛苦经营,终于使黄河、淮河各归故道。永定河原名浑河,又称“小黄河”,在流经北京附近时,常常淤塞成灾。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,清政府招募了十几万民夫,在芦沟桥附近的良乡到东安,开掘了一条200里长的新河道,使原来的斥卤之地,成为膏腴良田。康熙曾亲自视察,并将浑河改名为“永定河”赋予永远安定之义。[15]

  其七,废除匠籍制度。清朝初年,凡手工业工匠,均另有匠籍,要按政府规定服劳役,或者交纳班匠银代役。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,康熙下令将班匠银并入田赋中征收,从而使工匠们摆脱了人身的控制,有利于促进手工业发展。[3]

  康熙强调兴礼教。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:“盛治之世,余一余三。盖仓廪足而礼教兴,水旱乃可无虞。比闻小民不知积蓄,一逢歉岁,率致流移。夫兴俭化民,食时用礼,惟良有司是赖。”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,认为“殊觉义理无穷,乐此不倦”[16] 。康熙十六年(1677年)十二月,他在御制《日讲四书解义序》中,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,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。

  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,创建了南书房制度,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。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《康熙字典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历象考成》、《数理精蕴》、《康熙永年历法》、《康熙皇舆全览图》等图书、历法和地图。

  康熙对西方文化也十分感兴趣,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、几何、天文、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,并颇有著述。不过这只限于个人兴趣,康熙并不鼓励对国民进行科学教育。对基督宗教也很有好感,后来康熙逐渐发现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清朝政治,并且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,遂开始有所抵制天主教。也有人指出康熙对科学的所谓兴趣,一方面是用来炫耀,另一方面则也是当玩具供他个人取乐消遣的意思。而不是用于实际需要。[18]

  亦有学者指出,有才华的传教士被皇帝欣赏和重用,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。而在民间,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,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,亦指出分别由康乾皇帝敕辑的丛书-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《四库全书》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。[19]

  康熙除了学习西方科技之外还会应用实践,其最突出的成就,就是在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方法相对落后之后,用科学方法和西方仪器绘制全国地图。康熙亦会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,实地测量,吸取经验。在康熙四十六年(1707年)委任耶稣会士雷孝思、白晋、社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楝、明安图等人走遍各省,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、三角测量法、梯形投影技术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,并于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绘制成《康熙皇舆全览图》,其作被称为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,英国李约瑟亦称之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,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要好、更精确。[20]

  康熙还以巡视之便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,例如将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毂成调进宫中培养深造。梅毂成亦通过学习西方数学知识,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重视。[21]

  康熙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,不仅仅是满洲的藏传佛教信仰,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传教士讲道,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,并依于门下。

  康熙时文字狱则相对有所减轻,比较著名的有《南山集》案。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,结果就被斩首,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。还有朱方旦案、王锡侯案,以及亲政前鳌拜等顾命大臣发起的《明史》案。[22]

  清朝统一台湾后,康熙由郑氏那里了解到对日贸易的众多好处,于是清政府于1685年正式废除了《迁海令》 ,颁布了《展海令》 允许人民出海经商。这一开明的政策致使去长崎的唐船骤增三、四倍以上,互市之盛堪称空前。同年,日本政府则颁布《贞享令》,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: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,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。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,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,勒令运回货物。故来得较晚的中国商船常被禁止入港,不得不驶回中国,不过不少中国船就在日本沿海进行走私贸易。

  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赴日唐船达117艘,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。

  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。直至康熙五十四年(1715年),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之外流,幕府公布《正德新令》,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,此令一出,唐船抵长崎者自行减少。[23]

  《尼布楚条约》签订不久,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来华学习中国文化。俄罗斯人主要想学教经典,因为在沙俄新拓展的东方领土上,很多民众都信奉教。另外,俄罗斯人来华,还想学习满汉文字,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。

  对于俄国的要求,清政府欣然同意,并将这些留学生安置在国子监中,派专人教他们。由于这种方式学期不长,缺乏制度保障,因此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定期派人来中国学习。

  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,康熙派图理琛等人,前往俄罗斯辖境抚绥土尔扈特部。作为交换,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。[24]

  康熙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(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)返回欧洲招募人才,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。[25]

 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指出,在清朝康熙年间,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,并维持着国内、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。甚至说“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”。[26] 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王国,他们都拿各自的特产来进行贸易,而且有了联盟保护的趋势,这种趋势占据着所有的城市。[27-28] 以致于大臣们都在商业领域有自己的股份,其中有许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信誉好的商人代理,以图自己的资产能在贸易往来中稳健增值。并总结说除了那最贫苦的家庭,(中国人)都能通过各自的商业活动能轻松过上小康生活。[29-30]

  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,称“中国商人都会在做买卖时表现的看上去很真诚,特别是同外国人做生意时;他们总是尽可能的抬高商品价格,而且他们在行销自己的商品时通常没有任何顾虑。”[31]

  清朝跟日本、巴达维亚(今印尼雅加达)、马尼拉以及欧洲也有贸易来往。甚至中国还做转手生意,把从欧洲进口的布匹出口转销日本。[32]

  《全球通史》里亦指出,康熙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,大量的茶叶、丝绸、棉布、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。[33]

  有说法是,为了打击郑氏台湾,康熙初年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,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,片板不准下水。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,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。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,设立界碑,乃至修建界墙,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,有敢不迁移的,杀无赦,有敢越界的,也杀无赦。

  康熙七年(1668年),在郑氏已退居台湾的情况下,清廷开始弛海禁,并以广东先行。[34]

  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,国内战争基本结束,康熙意识到开海势在必行:“开海贸易,谓于闽、粤边海民生有益,若此二省民用充阜,财货流通,各省具有裨益。且出海贸易,非贫民所能,富商大贾,懋迁有无,薄征其税,不致累民,可充闽粤兵饷,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。腹里省分钱粮有余,小民又获安养,故令开海贸易。”

  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正式停止海禁:“今海内一统,寰宇宁谧,满汉人民相同一体,令出洋贸易,以彰富庶之治,得旨开海贸易。”并于第二年,“在于粤东之澳门,福建之漳州,浙江之宁波府,江南之云台山”分别设粤海关、闽海关、浙海关、江海关,管理对外贸易。

本文链接:http://tljdigital.com/amugulang/96.html